牛津大学出版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于（E. Durkheim）传世巨构《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的新译本，笔者虽未寓目，但据2001年4月7日《金融时报》沉思录的评论，令人对若干为英语世界读（学）者熟识甚且可说名字家喻户晓的经济学家如海耶克在理论上的原创性有新的看法；不过，对笔者来说，海耶克仍是思想启蒙的一代宗师，他早期的几本著作（后期著作太深奥了），笔者久不久便找出来翻阅，新鲜感仍在、启迪性依然！

　　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是知识界无人不知的巨著（1944年出版后，1945年4月《读者文摘》破天荒亦是有史以来惟一一次发表精简本，令它成为家庭读物（最先把它介绍给中文读者的，应是台湾哲学家殷海光，时在50年代初期，当时蒋介石是大独裁者，殷教授因此命运坎坷），以养美国力康鸡发财的英国鸡农费沙(A. Fisher)读后顿悟，倾其所有，于1955年成立了如今在思想界举足轻重的经济事务学社（IEA），这可算是他公开对极权政府下战书，他于稍后（1949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The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ism，版本无数），则是他对抗、改造极权政府的蓝图，这本内文只有18页的小册子，其影响之深广，历半个世纪而不衰。

　　百无一用是书生（姑且视书生为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不仅是国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二次大战前亦普遍存有这种想法，海耶克为此深感困惑，因为根据他的观察，知识分子具重大影响而不自知且未为人确认。在海耶克笔下，知识分子包括新闻工作者、大中学教师、神职人员、电台评论者（当年电视尚未普及）、小说家、漫画家及艺术家等等都是，这些人掌握了传播意念的技巧，但对其传播的意念，可能只有皮毛的认识，换句话说，海耶克认为知识分子（他对这个名词并不满意，相信不少读者亦有同感）不但不是原创思想家（Original Thinker），连学者或专家亦谈不上，知识分子只是意念的二手传播者（Second and dealers in ideas）。在意念的传播上，海耶克指出不包括在知识分子之内的科学家、医师及各种技术人员亦起积极作用，因为他们早与印刷文字结缘，因此深受知识分子言论感染：由于他们在本业上都是专家，有一定权威性，当他们转述非其专业的论题时（当然加上了不少自己的意见），说服力甚强，这是他们在本业上的成就带来的附加利益，这类事例香港人司空见惯，一些知名科学家（有的还是诺奖得主）偏信偏听某种言论而高谈政治，虽然天真肤浅，由于他们在本业上有权威地位，便有人认为大有道理。

　　知识分子不必对所评论的事物有深刻认识，其实他们甚至不必有特别高的智力（Intelligent），只要对变幻的世事有锐敏的观察和感应，便能凭其娴熟的传播技巧，或侃侃而谈或埋首疾书或以其他艺术形式，解构学者、专家的原创思想，评论社会现象，在消费者至上的自由经济体系下，市场自会给予公正的评价。不过，市场不但并非万灵，当这些言论附在媒体之中而非独立存在时，市场机制根本失效。明显的例子是，媒体为了方便，经常采访那些乐于上镜和见报的知识分子，视他们为万事通，征询他们对太阳底下一切事物的意见：他们不可能事事精通，传达的信息很多时候都错误百出，结果遗祸人间，然而，对有关媒体的收视率或读者人数并无负面影响。海耶克不只一次说他一度认真地考虑拒领诺奖（1974年），因为获奖后传媒必会百事问，这不仅会令他烦不胜烦，且在避无可避之下不免时时说错，而诺奖的权威性令一般人奉他的话为真理，结果贻误苍生……。

　　知识分子或学者专家兼当知识分子，成为意念的二手传播者，在选材上要很小心，对不熟识的题材都要少开尊口。2000年7月21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发表高力克（S. Gotelick）博士一文，说他因为位居要津（纽约大学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加以平素喜欢品评时政，遂成为传媒采访对象，可是，当他被问及领养的儿童成长后该否寻找亲生父母时，他便宣布投降，他对此完全外行，以后不再接受传媒访问，因为传媒什么事都找他做访问令他十分反感，等于放弃知识分子的身份，当然亦失去见报上电视的宣传机会。高力克的个案，足为他山之石。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阅读学术文章的习惯、耐性和能力，而学者、专家能文（指通俗文章）善说（指人人听得懂的话）的少之又少，作为意念的二手传播者，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显得特别重要；知识分子的职责有如意念的守门员，因为哪一派学说哪一类意识形态能否大众化，都要通过知识分子这一关，如果他们不放行，有关意念便无法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媒介中传播以广周知，结果只能成为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瑰宝。

　　笔者初入行时，可说是为评论（或谋生）而评论，后来从海耶克这本小册子中悟出周敦颐所说的文所以载道也，确有道理。为了免致误入歧途，做个对社会有用的意念二手传播者，只有不断阅读、广泛浏览，并从学术刊物汲取养分（孙中山先生说出学堂之后，乃求学之始，大概便是如此），把学者、专家的原创意念通俗化，希望有助坚定社会人士对市场经济以对自由、法治、民主的信念。作为知识分子，媒介评论者不必因人轻言微而妄自菲薄，我们实在负有重大社会责任，这是敦促笔者不停笔的最大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