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号，胡润“2006中国慈善榜”如约而来。与胡润排行榜同时出炉，却更为熙攘的一条新闻是以２．３３亿在胡润慈善排行榜上列居第五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爆出的麻烦：他决定花5000万资助1000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完成大学学业，出钱不难，但是他同时不得不自己再掏200万去找真正的受助人。原因何在？李书福以前创办宏志班，贫困学子可免费供读。但往往发现，有关部门"盖着公章"送来的贫困生中，有一些并不贫寒，还有的竟是领导子女，因此他不得不亲力亲为。慈善腐败以及慈善成本高昂是李书福遭遇的无奈，亦可看作中国慈善事业困境的缩影之一。

李书福的例证无疑向我们昭示，即使有心捐赠，但在居高不下慈善成本面前却不地不退却。首先在国内捐赠并不简单，各种条例以及规范让人望而却步。其次政府部门科层式管理的弊端在激励措施上更是明显，按照规定个人捐款五百元可以享受税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根据民政部官员的亲身经历拿到这五十块钱居然要华十道手续。对于企业慈善捐赠的激励更是微薄，中国的税法只允许地方企业享受占总收入3％的扣税额度，而印度现金慈善捐款的50％可以享受扣税，而且扣税额可以达到总收入的10％。而这样的慈善成本，其实更多折射出的是制度成本。也许中国企业家未必不懂得散财之道，而是中国的慈善组织在他们眼中缺乏用财之道。

类似慈善成本如果有慈善组织的运作那么将不复存在，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慈善组织却十分疲软。本次胡润中国慈善榜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没有通过慈善机构，而是捐向某些慈善项目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基金，而某些慈善家如杨澜、李金元更是选择了制度环境更为优越的香港进行慈善捐赠，国内慈善组织的疲软无力可见一斑。

  
而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中国慈善组织的政府运作色彩过于浓重，即使民办头衔，也是政府控制，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长期由政府包办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遗风。虽然这样经费有所保证，但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恐怕因此大打折扣，往往让企业家与个人产生被政府摊派的剥削之感。慈善在民间，只有慈善组织确立自身的民间地位除了可以更多地摆脱体制束缚，更多则可以争取相应的政策支持，商业化运作慈善组织或许是应该探索的方向之一。此外，慈善组织的慈善方式也有待商榷，钱应该用在刀刃上，最好的慈善方式应该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使得受助者最终摆脱困境而不是杯水车薪式的救助，正如《散财之道》中所介绍的美国慈善基金致力于在于传播知识、促进文明和造福人民方向更是值得借鉴。

无论慈善成本，慈善意识，还是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如何千差万别，中国慈善事业的困境其实正是体制更新滞后的困境，存在权力要素垄断的要素市场以及开放的商品市场的体制内政府主导的慈善组织效率必然是低下的，所以问题的症结在于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慈善组织来推进慈善宣传，降低慈善成本。而慈善事业的公益性质以及独立性必然要求与政府以及企业不同的运作方式，因而大力引入并发展被称作“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社会组织（ngo）方为其出路。非政府组织无论从管理成本以及从更好服务社会的角度都比现行体制更为灵活，高效的经营、严格的管理、持续号召力，针对性极强的运作等等优点是目前中国政府领导下的慈善社团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慈善成本，本质上一种制度成本，而其出路大力引入非政府组织，如此，李书福先生那样的人自然会多起来